明朝。
刚刚和好友略起争执的李贽无心再辩，他被水镜里的这番话吸引到了。
水浒英雄一身豪气，全忠仗义，他体会得深刻，故欲在《水浒传》前，冠以“忠义”二字。忠义水浒，书之深旨。可如今后世却另换一途，不着目忠义而思其败亡，又得出一番豁然之旨。
他想到刚刚好友所说，陈涉吴广揭竿而起，半载败亡，是否也在于所谓的……思想？
李贽沉吟：“放纵不正为邪，以明确思想与严明之纪为导引，使队伍中人去邪归正。此理非亲历不能道，我倒真想看看后世所谓的思想与纪律，到底是何物。”
能让楚棠如此笃定地说出，毫不迟疑。
李贽深觉有趣，一旁的耿定理却只叫头疼。
什么思想、纪律，叫这位好友看了去，怕不是要惹出大祸来！
宣扬这样的道理，太危险了。
唐朝。
李世民屈指清点着桌案，他可以肯定，“好就好在投降”那番话，一定出自那位伟人之口，只有他，才会有如此别具一格的见解。
“农民起义的教科书。”
调整了一下坐姿，李世民率先开口：“未尝不是一种以史为鉴。”
只不过寻常鉴的是史，那人却在话本杂说里见出真意来。
下方的孔颖达一拱手：“水浒称传，施氏野心可见一斑。魔星降世，辅国安民，洗去邪性、重归琼霄是一种作意。而所谓‘剪除局限性，建成一支真正的革命队伍’，又是后世立于一段作出的新的注解。大凡注书，则有圣贤之意与我之意，后世此解，正是以我之意为先。”
《[历史同人] 当诸朝开始围观我的语文课》 第36章（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