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谕说：“雅各布的演讲叫做《我为什么是一个盗贼》，他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揉面粉的人缺少面包，做了几千双鞋的鞋匠露出了自己的脚趾，织布的工人衣不蔽体，建造宫殿的石匠在小屋子里苟且偷生。”
“什么都生产的人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生产的人什么都有。”
“所以盗窃是归还，是收回。与其祈求我应得的东西，我更愿意一步一步与敌人做斗争。”
“我一有了良心，就毫不顾忌地偷窃了。””
梁启超忍不住鼓掌道：“精彩的故事，精彩的演讲。原来欧洲还有这么多主义、这么多思潮，我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回去后就会查阅一下何为无政府主义。”
蒋百里说：“我则看出另一层意思，就是因为不满的人太多，才有这样数不胜数的不同政见，想寻破局之路。”
“百里说得也很有道理。”梁启超在笔记本上简要记了下来。
至于那个侠盗雅各布，在一名记者的奔走下，1927年才被释放回法国。不过他此后再也没去大力主张无政府主义，因为他被一个问题困住了。
在圭亚那时，雅各布还在不遗余力宣传自己的主张，直到有个老工人问了他一句话：“那我退休之后该怎么办？我衰老后不能劳动，就成为你口中的食利阶级。而且政府给的养老金又没人发，我该如何活。”
这个在法庭上把一众法国富人喷得不敢回话的猛人当场呆住了。
他一辈子没能想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活到75岁时，雅各布选择自杀，他留了一张纸条，上面竟然是写给可能进他家的小偷：“衣服洗了，也烘干了，但是没熨烫。橱柜里有豆荚、面包片，旁边还能找到两升葡萄酒，不必害怕，为了你的健康干杯！”
这位奇人心中最怀念的还是当年做侠盗的日子。
而他一直找不到的那个答案，正好又串联上梁启超游历欧洲后的感悟。
——即人心中的良知。在无政府之下，老人想要善终，只能依靠其他人的良知与善心。
梁启超认为现在的西方功利盛行，正是缺少了礼义廉耻与道德。
雅各布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也隐隐看出了这个问题，才会去做个所谓的“盗贼”，劫富济贫。
可惜此时西方的良心已经被偷走了。
聊到和会一事时，梁启超更觉得西方还有小鬼子太没良心，不过他也气愤于北洋政府冲昏头脑下签订的密约，这个密约被日本拿出来后，已经传遍巴黎。
“为了几笔借款，段祺瑞与驻日公使章宗祥竟然埋下这么大的祸根！”梁启超恨恨道，“正是这个章宗祥按照段祺瑞要求与日本银行团签下的合同，不仅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完全转让给日本，而且此前德国想要而一直未能到手的烟潍、高徐、顺济诸铁路之优先权，也将悉归日本！”
《游走在晚清的乱世理工男》 游走在晚清的乱世理工男 第662节（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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