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巴黎和会召开期间，詹天佑前往东北参加国际联合监管远东铁路会议，防止列强以护路为名夺取铁路。而就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旧疾复发，虽然转回汉口医治，还是回天乏力。
武汉、上海、北京、广州、天津等地随即展开了公祭活动。
上海的工商界借此机会也聚集了一回。
李谕与刘鸿生穿着一身黑西服到场，鞠躬献上鲜花。
一旁的张謇说：“眷诚（詹天佑字）乃国士，猝然离世，实在可惜。听说他离世后，财产没留下多少。”
李谕说：“更可惜的是他未能完全施展抱负。民国以来，政府根本拿不出太多资金投入铁路建设。”
张謇做过农工商总长，说：“上头简直一塌糊涂，交通总长动辄更换，而且左右不了财政拨款。而能够筹得款项的农工商部，八年间换了接近十位总长，除了田文烈，每位总长任期平均不过六七月。他们怎么可能拿出一套传承有序的法案保障建设？”
李谕说：“各方势力互相斗争，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虽然有所发展，根基却依旧脆弱，军阀一旦打仗，几乎一碰就碎。”
张謇叹道：“北洋政府拿不出钱，连教育投资都没有，何谈铁路。”
要是北洋政府别弄那些幺蛾子，连年征战，国内的工商业真的可以达到很高的高度。
但不出意外的话，意外就要来了。
虞洽卿说：“走水路还好，要是走陆路，单单从重庆到成都这800多里，就有20处税卡，一批货物运过去，交的税已经超过该担物品的原值。”
除了铁路收入，北洋政府能够掌握的收入主要就是关、盐两税。
一战前国内的工业企业也就700家，资本总额不超过4亿，工人总数不超过30万人。
讽刺的是，恰恰因为列强插手，使得各地军阀不敢轻易截留这两种税款，才使北洋政府可以仰列强之鼻息，得到一笔稳定而可靠的收入。
简直就是自己给自己使绊子。
张謇说：“反观洋货，北洋政府明文规定，外资企业只要缴纳2.5%内地税，其余税捐全免。
一直到1926年北伐，整个北洋政府执政期间，铁路通车里程仅仅3700多公里，每年250都不到。
即便如此，铁路还是北洋政府的摇钱树以及交通系官僚赖以存在的基础。每年铁路盈余高达4000余万元，而北洋政府时期一年的总收入也就4亿左右，占了10%之巨。
虞洽卿想想也感觉不寒而栗，说道：“我已经与几位工商界人士联名，请求北洋政府降低税率，战前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希望可以减少几成。”
《游走在晚清的乱世理工男》 游走在晚清的乱世理工男 第672节（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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