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吴梅坐在高高的审判席上，手指轻轻摩挲着卷宗的边缘。
她的目光在原告席那个清瘦女孩和被告席那一家三口之间来回梭巡，心中那个天平，其实早已有了倾斜。
但这并非基于同情，而是基于多年的审判直觉。
这案子，棘手。
这种棘手不在于事实不清，而在于“定性”。
她在基层干了十几年刑庭，见过的家庭暴力案子虽然主审得不多，但是类似案例却也看过不少。
虐待罪当中最经典的家暴案，通常都有一个烂醉如泥的酒鬼丈夫，或者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父亲。
他们的暴力往往是无序的、混乱的，心情不好便拳脚相加，把妻儿当成出气筒。
那种案子，因果关系简单粗暴，伤情鉴定一摆，直接判就行。
但姜瑜蓉这个案子，不一样。
这是一种基于极度重男轻女观念下的“规则虐待”，主要侧重于精神控制，暴力往往呈现规则性。
这家人打孩子，不是因为喝多了，也不是因为输了钱。
而是因为“你没给哥哥洗袜子”、“你没把饭做好”、“你竟然敢顶嘴”。
暴力，成了他们维持家庭畸形秩序的工具。
在姜大勇和刘翠芬的认知里，这不是虐待，这是“家法”，是“管教”。
这种案子最难办的地方就在于界限模糊。
如果是普通的管教过当，比如孩子偷钱被打了一顿，顶多算教育方式不当，很难上升到刑事层面的“虐待罪”。
如果今天被告席上坐着哪怕一个稍微懂点行的律师，只要咬死一点“父母文化水平低，不知下手轻重，初衷是为了教育孩子改掉坏毛病”，再稍微卖卖惨，挤几滴眼泪，把那些殴打行为包装成“恨铁不成钢”。
那么，这个“虐待罪”，大概率会被辩成“家庭纠纷”，最后如果不构成轻伤以上，顶多也就是个治安拘留，甚至可能调解了事。
《重生律师，14亿人奉我为法神！》 第566章 好吃懒做，偷鸡摸狗（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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