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六项条件，为国共第二次合作提供了契机。
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公开提出五项要求与四项保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中共愿将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军事委员会指导；苏维埃政府改名为特区政府，实行普选；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这是延安方面在政治上的重大让步，也是推动全民族抗战的坚定决心的表露。消息传出，全国舆论沸腾。然而，从一纸电文到真正落实，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谈判桌上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二月十七日，西安。
春节刚过，城墙根下的残雪还堆着，街上的店铺已经陆续开了张。几辆军用吉普车驶过尚未化冻的黄土路面，停在七贤庄一号院门口。没有迎接的人群，没有记者的闪光灯，车窗玻璃上蒙着一层从陕北一路带来的风尘。
走在最前面的首长推开车门，整了整灰布棉军装的风纪扣。他的面容清瘦，颧骨突出，眼窝微陷——连续多日的长途跋涉和谈判准备，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疲惫。但那双眼底依然锐利，扫过院墙上新刷的标语时，他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眯了一下眼睛。
身后，另一位首长提着公文包从另一侧下车。公文包是牛皮的，边缘磨得发白，里面塞满了文件、方案、和抄录的南京方面往来电文。两人在院门口对了一下目光，便并肩走了进去。
南京方面派出的代表，是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以及蒋介石侍从室的张冲。长条桌两侧，一边是灰布棉军装，一边是笔挺的将校呢。寒暄简短而公式化——路上辛苦了，还好还好，请坐请坐。茶杯端上来，冒着热气，但没有人真正去喝。
走在最前面的首长开门见山，没有绕弯子。他从身旁另一位首长手中接过一份文件，放在桌上，用手指轻轻推向前方。
“顾主任，张先生。这是我党关于红军改编的初步方案。”
文件不厚，打印的字迹整齐清晰，但内容却让对面两个人同时坐直了身体。
红军组成一路军，设总指挥部，配正副总司令。编制为四个军、十二个师、三十六个旅。
顾祝同的目光在纸面上停住。片刻后，他把文件轻轻放下，脸上保持着职业性的平和，但声音里带上了一丝不动声色的审视。
“这个方案不可能……”他顿了顿，用指节轻轻敲了敲文件边缘，“委员长的意思，红军只能编两个师，八个团。师上面，不设军，更不设总指挥部。八个团，总共一万五千人。”
他继续往下念。念到“除师长外，副师长以下至副排长军官，统统由南京配备”时，对面那位首长的眉峰猛地跳了一下，手指在公文包上攥紧，又慢慢松开。
顾祝同念完，把文件放回桌上，十指交叉搁在面前。他的语气仍然客气，但每个字都带着无可商量的通知意味。
“这是委员长的指示。请二位考虑。”
走在最前面的首长脸上没有任何波动。他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喝了一口。
“既然委员长有指示，那我们也要有答复。”
《统御铁流：我的长征1934》 第269章 典范初铸 番号落定（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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