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道；“治国就是治吏，国家稳定的基础是抵御外辱惩治豪强。
我们的统治者秦汉时期已经意识到钱对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但是，管理钱是一门大学问。
绝大多数统治者管不好钱，对于货币发行以及工业商业的理解不深，所以只能抑制工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统治者管不好钱也不想豪强通过工商做大威胁帝国统治，所以只能打压商贾。”
黄宗羲一边看着商军骑兵从瓮城出发进入战场一边道；“大夫曰：交市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并也。计本量委，民有饥者，谷有所藏也。智者有百人之功，愚者有不更本之事。人君不调，民有相妨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储百年之余，或不厌糟糠也。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也；大强，则不可以罚威也。非散聚均利不齐。故人主积其食，守其用，制其有余，调其不足，禁溢，厄利涂，然后百姓可家给人足也。”
李银河笑道；“黄学友，你对于货值问题用心啦！
从春秋战国乃至秦汉，统治者意识到商贸对于强国至关重要，但是关键是工商发展社会财富增多，如何解决分配不均的问题。
豪强通过工商增强实力必然更加盘剥百姓壮大力量，最终影响国家的稳定。
我们的管理者总结了很多抑制豪强的方法，也实践了很多即增强商贸实力又稳定统治的措施，我们其实有很多经验教训。
儒学成为显教，儒家的伪儒大师精于计算人心疏于兢兢业业做实践，所以选择了简单粗暴的抑商做法，不发展工商自然没有工商业发展带来的问题。
以理学为代表的儒学是一种逆历史潮流的倒退，也是中华文明经历挫折遭受屈辱的原因。
中华管理者们对于蓬勃发展的商贸视而不见，而世界经贸的前进不会因为华夏腐儒漠视商贸而停滞。落后就会挨打，中华民族甚至会面临存亡危机。
我们的先贤强调强国富民，而国强民富需要生产力不断前进。
农院在实践华夏发展的新路径，既要稳定农业还要发展工商，在创造财富领域积极探索。
先贤指出民为贵，但是统治者从没有真正关心百姓的福祉而是考虑政权稳定和士大夫的利益。
解决发展分配不均的核心问题是绝大多数百姓得益还是一小撮贵族得利。”
李银河对一脸凝重的黄宗羲道；“农院教育的核心是百姓立法，让老百姓保护自己的权益。在发展方面，以农业为本以工业强国以商业沟通世界以金融总揽全局。
根子是民为贵！我只能说，我们是实践民为贵的第一批学生，以前都是狭隘的精英统治理论。
《在明末继续建设美丽中华》 第190章 焚毁后金的攻城器械基地（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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