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德共居然拒绝反犹，这是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反犹在欧洲可是政治正确性的表现。不反犹太民族是可以的，但是在德国好歹也公开指责公开反对犹太投机商人的恶行。德共以为自己是耶稣么？说了共产主义的道理，就能在海面上行走？还是能展现五鱼二饼的神迹？没有实现这些神迹的能力，那就老老实实说些人民能听懂的话。
上有有产者与帝国主义国家反共产的共识，作为德国中坚力量的国防军又根本不待见德国共产党，好不容易遇到大萧条，德共不说千方百计的去扩大自己在人民中的影响，切切实实的给人民做些事情。同时积攒德国共产党手中的军事力量。
抛弃了这些办法，而去走议会斗争道路，德共真的是相信历史唯物主义么？这是陈克的疑惑。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陈克也没办法了。如果德共属于可以救药的范畴，中国是可以在后面真正帮一把的。德共烂泥扶不上墙，人民党也不可能在这注定失败的方向上投资。人民党情报机构只能很遗憾的把德共也当作失败案例来对待。也就是说，详细记录纳粹党的兴起，以及德共的失败。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案例。
除了这些事情之外，陈克整个1931年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建立国家实验室与生产之间的科技体制。作为铁路子弟，陈克对高铁的发展有不少比较多的了解。甚至可以说，中国生产与科技创新的扛鼎之作，就是高铁的发展。中国引进的不仅仅是大量技术，更重要的是引进了欧美先进的科研机制。
在高铁研发过程中，外国技术作用有限，甚至可以说很有限。关键的是这套机制，哪怕是一个螺丝钉出了问题，都要送到实验室进行研究。研究的方向可不是仅仅限于怎么样能不出问题，而是首先研究出来为什么会出事，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就是“十万个为什么”。
是材质问题？是气温问题？科学上没有偶然，只有根据规律的必然。这就需要海量的实验来完成。要研究的不仅仅是发生的一个小问题，而是与之相关的各种规律。
例如北方寒冷气温下的膨胀率，这需要的可不是以度为单位的实验，而是以十分之一度为单位的实验。各种金属配比也不是以1%为单位，而是要以0.01%为单位。光为了能够精确控制这些材料里面的配比，就是一场材料学的革命。
这些基础研究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就是不断的钻研，实验。人民党的工业薄荷醇生产独步天下，这是陈克在大学时期，一次日本人来他们学校作报告。两位日本教授的报告没什么特别的。一位专门搞薄荷醇生产的教授从举止上倒更像是中国人，他讲述了自己搞催化剂的问题。这位日本教授实验了几百上千次，全部失败。最后从一位朋友那里弄到了刚生产出来的一种新催化剂，含量以毫克计算。就解决了工业催化剂转换手形碳问题。
科学的必然性是化学反应的必然性，找到这些必然性，只能靠严谨的科学态度，靠了大量的钱财、人员、实验、数据归纳总结来一点点的积累。
这是谁都迈不过去的门槛。
1932年3月，陈克才算是初步离开了这方面的工作，该讲的、该说的，陈克都办了。从毛主席那里学来的“科技反权威，反垄断”思路，陈克也尽力推行了。实践面前人人平等，只要是一个团队里面，不分资历，不分年龄，人人都该有发言权。
当然，反权威不等于是想方设法干掉权威自己去当权威，然后利用自己的权威打压其他人，这还是封建那套。与以往一样，陈克在科学界也做了“反封建”“反平均主义”等等看似矛盾，却根本不矛盾的诸多发言。
陈克强忍住，才没有宣传中庸之道。绝大多数读中庸的人，根本就没理解中庸到底在说什么。而且生产力发展到现在的工业化时代，中庸也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工业时代的一切社会行为乃至个人行为，都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这种观念恰恰是最难建立。
《赤色黎明》 第57章 战时路线（九）（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