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县目前是大唐最富裕的一个县。
这一点从夏赋，秋税中就能看的出来。
仅仅是晋昌坊跟曲江坊这两个坊市，就贡献了全县应收赋税的六成以上。
其中以晋昌坊最多，缴纳赋税为六千九百八十五贯，东市次之，为四千七百五十二贯，再次者为曲江坊的四千六百五十五贯，再算上其余坊市，里坊，万年县收到的铜钱税赋就足足有两万三千六百余贯。
大唐的税赋来源是租佣调，所谓租便是地租，一亩地租平均为两升，庸便是绢布，至于调这个东西在万年县是不存在的，因为万年县不允许百姓用每日三尺绢布来顶替徭役。
万年县的土地实在是太少，所以租庸调的数量不多，尽管不多，还是超越了很多大唐州。
根据永徽六年十一月秋税缴纳完毕之后，户部以粟米为基础价格换算出，永徽六年，大唐朝廷的总收入为四百八十一万贯。
朝堂上，百官们自然是弹冠相庆，因为这个收益已经是大唐立国以来最高。
云初虽然被皇帝称之为二百五，但是，在吏部清吏司衙门的考评中，再次被评为上上之选。
满朝官员们都认为，云初在没有把百姓最后一件遮羞的底裤盘剥走的状况下，能获得如此收益，吏部给一个上上之选，实在是不足以彰显他的能力。
没错，官员们，至少是户部的官员们，他们只看每年进入国库的银钱，粮食，绢帛，麻布的数量多少，至于百姓们是不是能活他们并不在意。
很少有官员因为催税赋弄出事情来受到户部的斥责，哪怕是激起民变，户部的官员们也只会认为是刁民之过，只需派遣大军平定就是了。
牧民，牧民，一个替朝廷放牧百姓的官员，放牧一年，如果没有收益，这就是该员最大的失败。
云初的政绩非常的显着，所以，在显庆一年初春的时候，云初正式踏进了五品官的行列，虽然只是从五品下的官职，却不再是朝臣口中的小官，真正进入了中级官员的行列，也终于有资格踏进大殿中与皇帝一起商议国事。
大唐的税赋非常的有灵活性，县一级的官员需要将收到的税负的八成上缴给州，州再把收到的税赋的七成上缴给国库。
有这种计算方式，万年县的县库里装的粮食，绢帛，麻布的数量就非常可观了。
《唐人的餐桌》 第七章 扎根基础才是大事（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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