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和工人们的努力也分不开关系，在这个遍地血汗工厂的时代，每天的极致压榨导致疲惫不堪的工人很难保证工作质量。
为了应对次品率的居高不下，当时的工厂主们想出了很多惩罚措施。从当众羞辱到体罚，再到罚款，连坐，甚至试图将其写进法律条文之中，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
工厂的告示栏中会将生产处次品的工人和他的次品数量列出，然后让他在告示栏前公开检讨并公开忏悔自己的罪过。
“不该偷奸耍滑、不该让老板为难...”
最后向圣经和工头发誓再也不犯同样的错误。
然后工头会像一位国王一样地在众人面前赦免他，并宽宏大量地拿来一顶锥形纸帽套在他的头上。
纸帽的上面通常写着“懒驴”、“蠢狗”，以及那位工人的名字。
此时“优秀”的工人应该大笑以将自己和“懒驴”区别开来。
“这既是惩戒，也是防止坏习惯的传播。我们是在治疗这些又懒又蠢的牲口！”
——一位苏格兰，阿伯丁地区的工厂主如是写道。
不过这种公开羞辱的方式效果不佳，按照当时的理论分析认为欧洲工人普遍缺乏自尊心和荣誉感，所以必须采取更加严厉的方式。
十九世纪监工手中皮鞭和棍棒都是随身携带，以便随时随地可以打工人，是物理意义上的打工人。
有人甚至将打工人的技巧写成了书，打之前要望闻问切，身高体壮的不打，粗鲁无礼的不打，无家小的不打，喝醉酒的不打，专打老（老实人）弱妇孺便能无往而不利。
据说那位作者即便是到了五十五岁高龄（以当时的角度看）依然坚持在一线打工人，他觉得这和贵族打仗一样都是高雅的运动。
除了物理殴打以外，还有比较文明的水刑、桶刑、关禁闭等。
此时的桶刑脱胎于古罗马时期对弑亲者采取的极刑，把犯人和野狗、蛇、老鼠之类的动物塞入桶中再用铁钉封死沉入水底。
不过十九世纪要文明得多，并不会真把人杀死，只是会把人和老鼠关在桶里幽闭几个小时而已。
在一些地区还出现类似带枷游行一类的刑罚，大致是用铁链绑住残次品套在工人脖子上让他在车间里徘徊以儆效尤。
然而即便是重罚也难以杜绝次品的产生，越来越多的工厂主达成共识认为工人是一种不可救药的生物。
《战争宫廷和膝枕，奥地利的天命》 第28章 工厂主的手段（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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