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大梁国朝的体制，广府留守分司不但总辖岭东、岭西两道，安南都护府、南中都督府等边镇，骠国、水陆真腊、林邑、呋喃故地的沿海领土；同时也是间接调控和影响着，广大南海、外域等地数百上千诸侯外藩的海陆枢纽所在。
因此，哪怕远离北方的朝堂中枢，以及对抗关内北唐的关键前沿，依旧拥有显赫的权柄和及其重要的地位。故而在留司的权力设置上，同样不可能专付个人，而采取了类比小政事堂，以多位不同职责的重臣，进行重大事项的合议制。
以确保大小相制、异论相搅的权衡架构，不会让任何一个留守重臣，有一家独大的机会。因此，名义上总筹留司的首席重臣，乃是国朝宰辅出身，官拜尚书左仆射、录尚书事的皇甫季荪，但他更倾向暂离中枢，在此闲赋养老的存在。
基本不参合日常庶务，只接受留都六部侍郎，及诸寺署监的例行汇报和朝堂邸文。其次是大梁国族出身的孝感王梁浜，当代洛都摄政/大相国的胞弟；但同样因某种避嫌故，平日主要执领宗藩院事，对接南海、外域的各大公室、藩长。
因此，权知广州大都督的崔敬之，才是日常长驻留司，主持局面的方面重臣；同时，也节制广府内外的诸卫、屯营、巡城人马；以及外州的团结、团练、镇防各军的驻守调防。但这同样也是颇为敏感，甚至需要有所避嫌的领域所在。
因此，在大都督崔敬之以外，还有一位内朝秘书省出身的天章阁直学士，专理军国机要及官吏考绩；一位督理留都分司御史察院的侍御使，监察三司四使以下的官民将吏；一位三司使院出身的判事，署理海陆转运及税赋核计诸事。
而作为留司次席、三席、四席的天章学士、分司御史和使院判事，同样也有一套自成体系的部属和吏员，乃至拥有各自署衙编配的护卫和专属亲从武装。他们也被统称为二贵/四长，代表了大梁国朝在岭外、南海之地的全权专任之责。
除此之外，又有诸如广州府少尹，南宫苑使，宗藩院、武德司；海兵署、光荣水师本部等；同样拥有一部份武装护卫的存在。从而构成广府五城十二区内外，至少十几路不同归属和背景的大小武装，犬牙交错、相互制约的日常局面。
虽然，这种迭屋架床式的多重架构，以及职分、权责上的交相套娃；不免大大影响了留都分司的日常运转，明显延迟了响应各种事态的效率。但也从根源上有效预防和限制了，任何一方势力过于膨胀独大，乃至尾大不掉的风险所在。
但就在这个雨水绵连的夜晚，这种分权合议体制所积累下来的潜在弊端，却成为当下广州大都督府的无形桎梏与束缚；若要调集留都境内的六部、诸寺署之力，就绕不开正在城外别苑中，修养天年的留司之首，尚书左仆射皇甫季荪。
想要差遣广府境内的诸侯藩兵，大梁公室的卫队、护军；就必须得到国族出身的小宗伯，孝感王梁浜的押印和联署。想要获取两岭三司四使的全力配合，就必须得到次席天章学士、分司御史和使院判事，至少其中两人的支持和背书。
但在这个喧嚣纷乱的雨夜，身为广府大都督的崔敬之却发现，除了自己亲熟的部属将吏，其他几位留司重臣，都因为各种缘由未能到场，或是指望不上了。就像行留都分司的尚书左仆射皇甫季荪，一到雨季就湿痹复发只能在府养病。
偶然遇上的年节贺表、千秋万寿的贡文，都是事先写好了，再到府上取来联署用印的。而署理宗藩事务的孝感王梁浜，说忙碌很忙碌，说清闲也很清闲，终日与诸侯外藩大宴小宴，夜夜笙歌、作乐达旦，就没有多少闲空到留司听事。
因此，通常情况下都是委派其世子，官拜广府宗正司内史的金城公梁公宜，前来广州大都督府/留司点卯一二。然而，接下来的“四管”之中，三席的留都察院侍御史魏岑，数日前就在外巡察地方，如今大概率已经走到了岭西道桂州。
第四席的三司判事卢景，正督运输供北地的资粮和诸侯外藩的年贡，坐镇在韶州一时半会不会赶着回来。因此，只剩次席的天章阁直学士宋砚，尚在广府上城用事；但此时他却没回复，也未主动派人前来解释；这就有些异乎寻常了。
“派去上城的人回复，宋学士此刻不在的署衙，连贴身书吏都不知道他去了哪。”心腹参军事的声音带着紧张，“书吏说，宋大人早间还在批看‘贡选册’，午间却突然有急事，带着文书副册，却是没说去向，事后也未曾返回府邸。”
《唐奇谭》 第一千五百一十六章 权变（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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