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梁国朝初立，便埋下“海陆之别”的根苗。当年京兆梁门一脉孤存，得南海公室倾力拥戴，于广府登基建制。随后挥师北伐、定鼎中原、还都洛都的伟业，实赖南海公室麾下劲旅，及海外诸侯藩属的鼎力襄助——这份军功与财力，让海疆势力在新朝根基初定时，便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待大梁归复旧都，朝堂格局渐生变化。天子为稳固北地统治，不仅召回京兆梁门四散的故旧部将，更开科取士，吸纳北地士人俊彦入朝。由此，以南海公室、海外藩属为核心的“海派”，与以京兆旧部、北地士人为骨干的“陆派”，形成了新朝最初的权力分野。
只是这分野起初模糊难辨。两派或借婚姻联亲，或凭师门结援，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织态势。在平定北地乱象、整顿民生的共同大业中，双方尚能以天子与朝廷为尊，和衷共济，未露嫌隙；反而相互权衡和制约，形成某种进取和竞争之势。
转折始于关中大战的溃败。前朝余脉西唐，得西北诸道联军拥立，于关内死灰复燃，与大梁形成长期对峙。此役不仅让延边地区的收复功亏一篑，更催生了一批形同藩镇的地方势力——朝堂的“海陆之别”，也自此从暗流涌动，转为明面党争。
海派势力的根基在南海与海外，多年来为北伐输送了无数财力、兵源乃至亲族子弟，早已厌倦与西唐的拉锯消耗。他们主张见好就收，暂缓西征以休养生息，更迫切要求朝廷兑现开国时许下的爵禄酬赏。
陆派则截然不同。以京兆梁门旧部为核心，他们自恃“中原正统”，怀抱着大一统的执念，坚持要砸锅卖铁、磨牙吮血，不惜代价将战事进行到底，务必与西唐分出正统高下。“海内归一”的激进主张，与海派“分镇酬功”的诉求激烈碰撞，竟致前线战略摇摆，战线屡屡溃败。
最终，随天子入主洛都的南海公室（暨国朝摄府），成了最后的缓冲。在摄府的调解与压制下，党争才未演变为祸国之局。但代价惨重——朝堂中争斗最激烈的几大派系，皆遭天子与摄府双重打压，或烟消云散，或转入地下蛰伏。如今大梁通缉多年仍活跃的顺义、兴化等党人，便是当年或是极端激进，或是极度保守派系的残余。
开国先帝亦在此番动荡中深受打击。虽未失励开拓进取、精图治之心，但早年逃亡留下的暗疾愈发沉疴，身体每况愈下。为确保帝位传续安稳，他最终将军国大政托付给南海公室出身的大相国——这一举动，既开启了摄府执政的先例，也为日后的朝堂格局埋下了新的伏笔。
因此，现如今的大梁国朝，“海陆之别”虽已无明确分野，甚至成了不可公开提及的政治禁忌，但地域出身、家门背景带来的立场倾向，依旧在朝堂暗处盘根错节。广府留司重臣、常年坐镇韶关的三司判事卢景，便是这股潜流中典型的陆派倾向者。
卢景的根脚，源自乙未之乱中崩灭的北地巨族——范阳卢氏。当年五姓七望在乱战中惨遭倾覆，他的先人携残部南逃岭内，最终聚附于大梁天子麾下，成为“南投派”（亦称“北人党”）的核心成员之一。对这一支北地世家而言，归还故土、重振门楣，是刻在骨血里的执念；相较响应南海公室崛起的海外藩属，他们天然更亲近以中原正统自居的陆派余脉。
也正因这份立场，当北地将门出身的宿将崔敬之出镇广府后，卢景顺势接下转输北国军资、藩贡的差遣，常驻五岭要冲的韶关重镇。他与广府留司的其他几位帅臣形成“内外相制、异论相搅”的制衡格局——崔敬之主掌岭南军务，侧重镇防地方与应变；卢景则扼守南北通道，掌控后勤命脉，暗合朝廷对岭南“分权防乱”的考量，也让陆派在海疆势力云集的岭南，保有了一席之地。
而而灵素君的南下领内宣抚，未尝也不是朝廷对于，作为昔日南海公室的祖地；也是海派思潮涌动的大本营和发源地，却逐渐边缘化的广府留都；可能存在某种情绪和倾向的表态？
这些卢景相关的大致背景讯息，正是江畋启程前往韶州前，崔敬之所特意提点的。那位身经百战的大都督，彼时正摩挲着案上的兵符，语气凝重地叮嘱：“卢景的根子在北地，执念在故土，你应对他时，既要晓以朝廷大义，也要防他因私废公。”
只是崔敬之的提点，终究带着自身立场与战场见闻的局限——其中有多少是确凿事实，多少是细节偏差，又有多少是刻意强化的倾向性判断，都需要江畋在与卢景的交锋中，亲自验证、辨明。毕竟岭南局势诡谲，任何偏颇的信息，都可能成为致命的破绽。
另一方面，他所故作不经意间，所提及到的“四海卫”，还有“南苑秘营”，也多少再度激发了江畋此身，某些记忆的片段残留。比如，在羽林孤儿的见习期间，就曾有个自称“四海卫”相关的人等，试图以功名前程、报效大义招揽过此身；只是后来不知出了什么变故，此事无疾而终了。
《唐奇谭》 第一千五百三十七章 心思（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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