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对于当下影响更大的，则是随之而来的内情通报上另一个消息；根据广州市舶司和通藩属、海事院的初步对照/核计，这次藩贡船团运来的贡金和献礼，仅达到了上一次三年前的八成和七成略多。
反而是各种随船的藩货、土贡数量，大大增加了。这就有些问题严重了，因为如今朝廷的财计，有三分之一是依靠外藩诸侯的贡献；还有三分之一的进项，则是从与外藩诸侯的通商互易中产生的。
光是广州都督府一地，就代表了号称臣藩三百家的南海诸侯，及大小澳、五方天竺、南部膻洲（非洲）、西牛贺洲（欧洲）部分、乃至是西国大夏的海路藩贡；约占了朝廷藩贡和通藩收益的半数。
其次才是东海列藩及远洋的北俱芦洲/新洲大陆，约占了藩贡收益的两成份额；还有剩下一成则是由西北路和西南路的诸侯藩属，随贡献出来的。至于北境草原上的塞外诸侯，反而需要朝廷的补贴。
而在这些海外诸侯当中，也只有包括大夏等强力藩属在内的半数成员，能够提供足额的贡金和献礼；还有三分之一因灾荒、道路受阻之故，只能提供往年的部分份额，剩下的因领地动荡无力同行。
因此随之反应过来的，是位于广府的债市中，诸多藩债应声大跌；仅有少数大诸侯/强藩的债券，一枝独秀不跌反涨。但这显然也只是一个开端，接下来东海、西南、西北的藩贡，同样难以幸免。
而且这种情况并非偶然，很可能会持续上很长一段时间；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到了天下的方方面面。其他的不要说，光是靠外藩通商为生计，就是相当庞大的产业链。
这也是江畋离京之后，计相刘瞻派人送来的口信中，最为担心的事情。但他也同样在私下有所保证，无论朝廷财计如何艰难，但拨付给暗行御史部的经费不会减少分毫，甚至还会继续不断的追加。
毕竟，大唐已经承平好几代人的百余年光景，无论是官私民间，还是朝堂大内，都积累了相当可观的家底（财富/资源）；就看计相领导的三司使院，如何的整理财赋，将其有效调动和周转起来了。
不过这还轮不到江畋来考虑；唯一有所影响的，大概就是夷州的通海公室。但显然梁公后裔的一门三家，代牧海内的“无地藩主”京兆本家，和广州府的南海公室，域外的西国大夏受到影响更大。
至少，相对于拥有自古以来华夏九州之地的大唐朝廷；定都安息故地的西国大夏，拥地数千里而番邦臣属无算；南海公室除了海南、安南的辖地之外，同样监领着南荒的骠国、真腊、林邑的故地。
就算是相对最弱的枝干，通海公室也直接领有一个产出富庶、户口稠密的夷州大岛，和东海到黄海沿岸的群岛；同时，还负责管领远洋新洲之地的拓荒诸侯们，及日常往来中土的藩贡、通商事务。
相比之下，留在京师的“无地藩主”京兆本家，受到的影响最大。因为，按照当初梁公退养离京前，令诸子在洛都紫微城的明堂内，对大唐天子盟誓九州鼎前；天家垂拱华夏，梁氏代牧海内屏藩。
因此，身为梁公嫡系血脉的京兆本家；虽然没有任何直辖的领地，而被称为“无地藩主”；但却是朝廷法理和大义名分上，海内群藩诸侯的共主。由此也掌握着几乎所有诸侯的藩贡和分配处置权。
而之所以不是全部，因为还有一些历代天子，所陆续册封就藩的血亲皇族、宗室成员；虽在诸侯外藩中虽然只占极少数，但同样绕不开“无地藩主”本家；只是可以以祭祖为名，直接奉献宗正寺。
因此这“无地藩主”本家，虽然没有任何名义上的领地产出，却掌握几乎天下三分之一的岁入；以及大量直接或是间接的相关权益。从某种意义上说，宗藩院和藩务院的二元体制，也是为之服务。
故而，当初扶政五朝六帝的尧舜太后，也是以联姻笼络等诸多手段，确保京兆本家保持了一个相对中立的立场；这才抽出手来压制和分化瓦解，同出梁公一手缔造的龙武系，影响极大的扶政三家。
乃至以一代天子退位为筹码和诱饵，抓住了扶政三家的把柄和错失；这才逼得他们在内朝上宣誓，三代以内的各家子弟后人，不入政事堂。又引入大量寒门俊才，提高政事堂的地位，压过枢密院。
但是现今尧舜太后已经去世有年，曾经聚集在她身边的大量中立派，也由此逐渐的分崩离析；而扶政三家的宣誓也差不多到头，第四代家族成员大多成年，并在传统影响力的军中、地方渐渐崛起。
而作为国家重要“定海神针”，海内诸侯的共主和领头人；历代与皇室通婚不绝，却立场超脱于朝堂纷争的京兆本家，却很可能因此被削弱；再加上天象之变后，一直有人在鼓吹这是上天的警示。
《唐奇谭》 第七百五十二章（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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