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局的肖局长先发言，谈谈你的想法。”
“市长，关于第一点，我是双手赞成的，如果有紧急救助基金，确实能解燃眉之急。对于医院来说，确实能减轻医院在救治时的经济顾虑，也能避免因费用问题延误抢救。但我们也担心，一旦启动“先救治、后结算”，部分患者可能恶意逃费，导致医院承担过大财务压力。尤其是一些边缘病例，是否纳入救助范围，需要有明确的医学和伦理判定标准。”
卫生局肖局长说出了他的担心。
江一鸣把肖局长反映的问题给记录了下来，并没有给予评价，他想等其他部门发言结束后，再统一回应。
“财政局的邱局长，说说你的想法？”
江一鸣目光转向财政局局长邱静的身上。
“市长，我理解这项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但财政资金没有这一项预算安排，确实存在现实困难。而且在具体操作上，如何界定“紧急”标准？如果缺乏清晰的准入机制，后续可能引发道德风险和资金滥用。更何况，后续资金来源是否可持续？若初期依赖财政兜底，后期又无稳定筹资机制，恐怕难以为继。”
随后，其他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分管的市领导也相继发言，有的关注跨部门协作机制的建立，有的提出需配套完善患者信用体系以防范逃费风险。讨论持续了近两个小时，会场气氛凝重而热烈。江一鸣始终认真倾听，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要点。
待众人发言完毕，他缓缓抬起头，声音坚定：“我理解大家的顾虑，每一项都不是空穴来风。但我们要想清楚，当生命摆在我们面前时，任何程序、成本、风险的计算，都必须为抢救让路。我们设立公立医院的初心是什么？不是为了规避风险，而是为了守护生命。如果因为怕担责、怕欠费，就眼睁睁看着一条生命在走廊里逝去，那我们每一位党员干部都是失职。”
“所以，紧急救助基金的设立必须立即启动，由财政局牵头，一周内拿出资金筹措和监管方案。准入标准由卫健委联合专家组三天内制定，明确适用病种和抢救流程。”
“不过，我们也要考虑医院的难处和病患的承担能力。医院如果不能收回治疗费用，就会提高运营成本，甚至削弱救治能力。而患者因为没有钱治病，可能陷入“因病致贫、因贫拒医”的恶性循环。我们必须打破这个死结。所以，在回市政府的路上，我就在想，是否有合适的方法来解决这一困境？虽然国家医保能够报销一定的比例，但对于很多家庭来说，看病贵依然是沉重的负担，尤其面对突发重症时，自费部分往往压垮一个家庭。我们不能让救命钱卡住救命的通道。因此，是否可以让保险公司参与进来，开发相应的保险产品，与政府医保形成协同机制？这类产品不应以盈利为目的，而应定位于普惠性、基础性的风险共担工具。政府可给予政策支持，引导保险机构设计低门槛、广覆盖的紧急医疗险种，与基本医保、救助基金无缝衔接，构建“三位一体”的保障网络。这样一来，就能有效分担财政压力，同时降低患者自费负担。”
“市长这个提议非常好，确实值得深入探讨和推动。”
李亚楠说道：“我建议成立专项工作组，由医保局、银保监分局和财政局联合牵头，一个月内完成可行性研究和试点方案设计。同时，要注重政策的普惠性和可及性，尤其向低收入群体倾斜，避免出现‘救命险’变成‘富贵险’的悖论。”
“我同意亚楠市长的意见，可以由商业保险机构参与开发普惠型紧急医疗险，但必须接受政府指导与监管，确保其公益性导向。而我们市政府可以为其背书，以彰显公共信用的支撑，同时设立动态评估机制，防止保障空转或资源错配。”
江一鸣说道：“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惠民保，以低廉的保费，覆盖大病重病应急需求，让每个普通家庭都能买得起、用得上。这不仅是金融创新，更是制度温度的体现。我们要把“惠民保”打造成一张有韧性的安全网，织密它，就能在生死关头托住一个家庭的希望。”
“我同意市长的提议，如果惠民保真的能够成立并落地实施，将极大缓解患者因费用问题延误救治的困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民生工程，必须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群众受益的原则。”
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孙海强赞同道。
《撞破女领导私密，我官升三级》 第1464章 医患冲突（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