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校勘四法”的出版，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
以往周硕的作品，除了自己修改了大半内容的《明朝那些事儿》之外，其他专着，几乎都是照搬，最多简单的进行一些精修。
这样的工作，难度并不大。
而这本《校勘学释例》，则大为不同。
因为平行世界没有清朝，自然也有没有沈刻本《元典章》，周硕也不能照搬陈垣先生的专着。
他只能根据自己创作《古文尚书疏证》的经验，结合具体事例，自己重新编写这一部校勘学的奠基之作。
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这次，周硕完全无法倚赖现成的理论框架和案例体系。
周硕首先面临的是《古文尚书》版本系统的复杂性问题。
他需要梳理自汉至明各个时期的《古文尚书》传本，仔细比对其中的异文。
在缺乏沈刻本《元典章》这样一个典型校勘案例的情况下，他决定以《古文尚书》中历来争议最大的《大禹谟》篇作为突破口。
夜深人静时，周硕独坐在书房里，面前摊开着不同时期的《尚书》版本。
他注意到《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一句，在明刻本与宋刻本中存在细微差异。
宋本作“惟危”，而明本则多作“惟危惟微”。
这个发现让他陷入了沉思：这究竟是传抄之误，还是有意修改？
运用对校法，他系统地比对了国子监本、建阳本、南监本等六个明刻本的异同；
通过本校法，他仔细考察《古文尚书》各篇用语习惯；
借助他校法，他查阅了《荀子》、《淮南子》等书中引用《尚书》的文字；
最后运用理校法，他结合先秦思想发展脉络，推断这句话应当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明本中的“惟危惟微”实为后人误增。
《穿越异界，我在高考写出滕王阁序》 第251章 奠基之作（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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