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我们的一线办案同志，”董春生的语气带着明显的批评意味，“作为案件的具体负责人，在明知道嫌疑人拥有境外身份、存在极高外逃风险的情况下，应该具有的风险防控意识在哪里？应急预案又在哪里？”
他咄咄逼人地追问：“有没有安排人员对其进行必要的、隐蔽的监控？有没有及时通报边检、公安等部门进行布控？有没有考虑到他可能利用其他身份出逃的可能性并加以防范？如果这些最基本、最必要的防范措施都不到位，那么即使逮捕令批下来，嫌疑人难道就会束手就擒吗？工作的主动性和前瞻性，是一个优秀检察官必须具备的素质！”
这一番话，直接将乔强军成功外逃的主要责任，从审批环节转移到了具体执行环节，扣在了曹恒印“工作失误”、“缺乏预见性”的头上。
最后，董春生的视线落在了肖北身上，语气变得意味深长，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冷意：
“另外，我还想强调一点，就是工作的边界和程序问题。肖北同志作为分管农业的副市长，对粮食系统的问题保持关注，这本身是值得肯定的。但是，”
他刻意停顿了一下，环视会场，确保所有人都听清他接下来的话：
“政法工作，尤其是职务犯罪的侦查，有它自身的规律和严格的程序要求。它不是普通的行政事务，更不应该受到非分管领域领导过多的、甚至是越俎代庖式的‘指导’和‘干预’。”
“手伸得太长，有时候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可能打乱正常的工作节奏，模糊了责任主体，甚至……可能引发一些不必要的误解和阻力。如果大家都能够各司其职，严守工作边界，严格按照程序办事，也许今天这样的被动局面，就可以避免。”
董春生这番话，看似在谈工作程序和边界，实则字字句句都在指责肖北“手伸得太长”、“越权干预”，暗示正是肖北的“不当介入”才导致了后续一系列的混乱和阻力，最终酿成恶果。
他将自己和陈海的责任撇得一干二净，反而将曹恒印的“失职”和肖北的“越权”树立为导致事件失败的主要原因。
会议室内的气氛，因为董春生这番绵里藏针、推责诿过的发言，再次变得微妙而紧张起来。
江基国缓缓站起身，双手撑在桌面上，身体微微前倾，这个姿态充满了压迫感。他没有立刻爆发，但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被他周身散发的低气压冻结了。
“董春生同志，”他的声音异常平静，却像冰层下的暗流，蕴含着可怕的力量，“你的检讨，我听到了。你的‘审慎原则’，你的‘依法依规’，你的‘工作边界’……说得都很好，逻辑也很自洽嘛！”
“但我要问你！”江基国的声音不大，但听得出来他话里压抑的愤怒：“你的‘审慎’，你的‘依法依规’，是不是存在矫枉过正的问题？一线办案的同志多次、紧急的风险预警的情况下，还是让一个重大犯罪嫌疑人从容准备、顺利出逃！还有你的‘工作边界’，是不是划得太清楚了？”
江基国勾了勾嘴角，无不讥讽的说：“清清楚楚地划出了一条让腐败分子逃之夭夭的康庄大道！”
“基国同志，请注意你的用词，什么叫我划出了一条.......”
“证据链存疑？”江基国是真愤怒了，他直接打断董春生的发言，咄咄逼人的说：“乔强军在美国、香港的巨额财产是假的？他非法获取的境外身份是假的？曹恒印同志提交的调查报告是儿戏吗？！你口中的‘疑点’，究竟是法律上的疑点，还是某些人心里不愿触碰、不敢深挖的‘痛点’？！”
被打断的董春生黑着脸，但无话可说。
《从基层交警到权力巅峰》 第36章 护犊子老江（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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