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培养一位顶尖学者不容易，很担心教授在企业投入过多精力，会影响到其为学校、为国家培养下一代人才的本职工作。
毕竟，教书育人才是大学的首要使命。”
这些顾虑，站在学校的立场上，合情合理，无可指摘。
会议室里一时陷入了沉默。
华兴的代表试图从产学研结合、国家战略需求等角度进一步沟通，但校方的态度虽然客气，却依然持保留意见。
第一次接触，似乎陷入了僵局。
消息传到余新峰耳中，他内心也十分煎熬。
一方面，华兴提供的平台和项目，正是他梦寐以求的、能够将毕生所学投入到解决国家“卡脖子”难题的绝佳机会；
另一方面，他对南帝都大学充满感情，理解校方的顾虑，也不愿因为自己的选择给学校的管理带来麻烦。
那段时间，他时常在实验室待到深夜，对着满白板的演算公式和语言设计草图发呆，内心充满了理想与现实碰撞的焦灼感。
事情的转机，源于一份被精心准备的报告和一次直接面向吕建校长的汇报。
在华兴方面，负责协调此事的战略部负责人意识到，常规的沟通路径可能难以打破僵局，必须让学校最高决策者真正理解这个项目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
他们协助余新峰准备了一份详尽的报告，不仅阐述了“仓颉”项目对于华兴乃至国家软件生态安全的战略意义，还深入分析了当前国际形势（特别是甲骨文诉谷歌案）带来的警示，并附上了初步的技术路线图和团队组建计划。
更重要的是，报告里明确提出了一个“双赢”甚至“多赢”的合作方案：
余新峰在南帝都大学的教职和研究生培养工作不仅不会削弱。
反而可以通过与华兴的深度合作，引入最前沿的工业界问题和资源，反哺教学和学术研究，培养出更贴近产业需求、具备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高水平人才。
报告甚至提议，以此为契机，推动华兴与南帝都大学建立更深入的“编程语言与基础软件”联合实验室，将合作制度化、平台化。
带着这份沉甸甸的报告，通过一些学术前辈的引荐，余新峰终于获得了与吕建校长面对面深入交流的机会。
那是位于行政楼顶层的校长办公室，阳光透过巨大的窗户洒进来，显得宽敞而明亮。
吕建校长坐在办公桌后，气质儒雅，目光却锐利而深邃。
他没有急于说话，而是仔细地翻阅着那份报告，时不时在一些关键处停下，询问一些细节。
余新峰有些紧张，但谈到技术愿景和国家需求时，他的眼神变得明亮而坚定，语言也变得流畅而充满激情。
他不仅讲解了技术，更坦诚地表达了自己内心的矛盾与渴望。
“吕校长，我深知学校的顾虑，也无比珍惜在南帝都的教职。”余新峰恳切地说。
“但我更认为，当下我们国家在基础软件领域面临的困境，需要集中力量，需要打破常规。
华兴有这个决心和实力，我们南帝都大学，难道不应该有这份担当吗？”
这句话其实有些逾越了，但吕建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安静的听着对方的表达。
余新峰指着报告中的合作方案部分：
“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一个兼职机会，这更可能是我们学校计算机学科，尤其是软件工程、编程语言方向，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跻身世界一流的一个历史性机遇！
我们培养的学生，将有机会在最前沿的、关乎国家命脉的战场上历练成长，这比任何课本知识都更珍贵！”
吕建校长一直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陷入沉思。
办公室内安静得能听到窗外远处操场上学生隐约的喧闹声。
《重生后我只做正确选择起点》 第1070章 南大校长的格局（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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