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侵害发生前报警，有一个非常大的价值，就是可以在官方系统内留痕。
因为按照接处警规范的规定，群众报警无论是否立案，均应当出具报警回执，而报警回执，必然会在系统内生成对应的警情编号，同时，报警人信息、报警时间、提交的预判线索以及现场的笔录会形成一份电子档案。
这份电子档案，属于法定公文书证，其证明效力要比普通的截图、口述和聊天记录的效力更高，当法院出具调查令的时候，可以直接去派出所调取，当做是蓄意侵害的直接证据。
要知道，通过个人渠道，固定“侵害方存在预谋侵害”的证据是非常困难的，即使固定下来，对方的律师也可以在庭审质证环节里，使用各种办法将固定下来的证据打掉。
但是，如果提供的是官方盖章的书证，对方辩护律师的可操作空间就会非常小，基本无法打掉证据，大幅提升侵权案件的胜诉力度。
并且，如果对方的侵害达到一定程度，满足立案标准，这份前期的报警卷宗，就会被直接调取作为基础材料，从而从单纯的报警，变成立案。
而一旦变成立案，就意味着启动侦查程序。
这时候，再通过诽谤罪和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进行反打，将自诉案件升级到公诉案件，就很容易把行政立案升级成刑事立案。
行政立案和刑事立案。
看似区别不大，可实际上，两者的法律权限和取证手段天差地别。
在国内，一旦案子上升刑事，犯罪嫌疑人就几乎是单向透明的，不存在挖不出来的证据，只要愿意，在哪一天、哪一个地方、见了几个人、聊了几句话的事情，都能找出来。
很多人觉得报警没用，是因为把方向搞反了，把警局当做诉苦和宣泄情绪的地方，从而忽视了警局其实是拿证据的地方，连报警回执都不要，怎么可能有用。
陈锦年前往市局报警的消息，几乎在第一时间，就传到了市委，通知给了正在开会的季胜利。
倒不是陈锦年的面子有多大，一举一动都要通知给地方上的一把手。
而是陈锦年报警内容，实在是太过炸裂了。
在疫情防控、支援一线的最关键时间点上，陈锦年跑到市局，说有一股势力正在针对目前的民间公益团体，展开打击报复的，其目的是动摇民间募捐机构的公信力，并且现在已经对他出手的，后续还要针对韩红的基金会进行诬陷。
虽然这些事情还仅仅只是陈锦年的一面之词，没有确定的证据，但是——万一是真的呢？
毕竟就在前几天的公安部党委扩大会议和全国视频调度会上，专门提及过相关案子的工作部署，明确要求对于故意散播涉疫谣言的、恶意编造疫情物资和慈善资金虚假信息，要快侦快办、从重处置。
对于涉及到重大舆情的，更是要提级市局督办。
这内部会议刚刚开完还没两天，陈锦年就到市局里报案，怎么可能不引发重点关注。
更重要的是，市里早就把基础性的物资保障列为工作重点了，要求涉及到相关问题一律上报。
陈锦年作为医疗物资生产企业的老板，本身就是被重点保护的一批人，市局接到他的报警，只能赶紧上报，然后等上面的指示。
季胜利看了一眼兼任市局局长的副市长，然后扭头问向进来报告的朱荣远。
“他是想让局里帮忙调查，还是只是想要立案。”
“都不是，他只是要求接待人员尽量把笔录记录的详细一些，然后给他出具报警的回执，并且，他还特意嘱咐接待人员，不要把报警的事情透露出去。”
朱荣远迟疑的说道。
《从小欢喜走出去的大导演是谁》 第1526章 重要的报警回执（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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